本報記者 丘慧慧

　　“我對內部的人事部門做了幾個指示，首先必須到先進的國家，到日本、德國看看人家的勞動派遣公司怎么做。”

　　一個月前，當大多數制造型企業還在“向左走，向右走”的迷茫情緒中觀望《勞動合同法》實施細則等司法解釋出臺時，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則用他一貫的強硬口吻如上表示說，他同時沒有絲毫掩飾自己對“勞務派遣”作為“先進”用工模式的青睞，以及富士康“蠢蠢欲試”的坦然心態。

　　與此相對立的是，過去幾年中，在眾多的勞資糾紛中，“勞務派遣”在中國已經被千夫所指為企業逃避責任、克扣員工的惡劣行為，并被2007年6月人大常委會通過的《勞動合同法》列入被嚴格條件限制的規范條款中。

　　但是郭臺銘仍舊固執地認為，瑕不掩瑜，在規范運用的前提下，從全球產業的發展經驗來看，“勞務派譴”仍舊不失為產業分工必然趨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用工方式補充，“它(勞務派遣)針對的是彈性需求的”。

　　富士康管理層人士近日透露，“今年陸續都會派人去日本德國考察，看我們可以借鑒哪些'合法'又'合理'的做法。”他透露說，富士康過去比較少采用“勞務派遣”的方式，而隨著公司膨脹速度的加快，他認為，采用更為靈活的用工模式作為補充，將是大勢所趨。

　　位于深圳觀瀾的一家臺資玩具企業負責人顧先生告訴記者，2007年，對大多數制造型企業來說，是不折不扣的“成本沖擊年”，在“最低工資標準”、《勞動合同法》、“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”、“兩稅合并”等政策的陸續挾擊下，“觀瀾這邊很多企業已經開始搬遷到內地運作成本更低的地去了”。他同時坦陳說自己的公司還在觀望政策和監管的進一步明朗化。“長期來看，成本上升是必然的。”

　　不怕法規嚴格，就怕執行不力

　　對“勞務派遣”的紛爭與困惑，構成一幅復雜的企業眾生相。

　　新《勞動合同法》關于勞務派遣的條件限制嚴格，意在堵住利用該種用工方式規避企業責任和克扣員工利益、從而降低成本的做法：

　　首先提高了勞務派遣單位的門檻，注冊資本不得少于五十萬元；此外，在用工單位、派遣公司、勞動者三方間的合同約定條款，勞動者的工資標準、保險福利等方面，也都作了相關有利于勞動者的條件限制；此外，《勞動合同法》還對用工單位也作了“勞務派遣一般應當在臨時性、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”、“用工單位不得自設勞務派遣單位”等條件限制。

　　前述顧先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：按照深圳兩次上浮后的深圳二線關外最低單月工資標準為750元計，顧先生實際支付給正式雇用工的工資除了滿足750元的工資標準外，還必須支付最基礎的社保等費用；出于成本的考慮，顧先生約1500名生產線員工中，有一半是勞務派遣用工，也就是“自己招工，然后和其它勞務派遣公司去簽約，工資都是從勞務公司走”。

　　“總體上，成本會少30%。”顧先生說，但除了成本考慮外，法律風險亦是重要考慮之一，“訂單少或者碰到其它意外的時候，生產規模下降，就比較容易辭退人。”

　　顧先生也坦陳了此種做法背后的產業生態：“我們這個行業，利潤率本身就低，你不控制成本，跟競爭對手比就沒有競爭力。”

　　“問題是，誰能保證《勞動合同法》的執行，沿海和內地就是一樣嚴的嗎？”他說，在其近期考察江西、浙江等地后發現，“內地一些地方不見得對新規定會執行這么到位。”

　　“由此就會產生新規定下的實際不公平。”顧先生說。